1939年5月，闽东特委被严重破坏后，鉴于国民党顽固派倒施逆行的严峻形势，闽东有必要迅速发展壮大革命武装力量，为了加强闽东反顽斗争的军事领导，福建省委将戴炳辉从皖南抗日前线调回闽东，任闽东特委副书记。戴炳辉和警卫人员化装成伤兵，带着新四军军部的公函回到闽东。他回闽东第一站到达周墩（现周宁县）茶广，适逢“端阳佳节”，戴炳辉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办了4桌酒席宴请茶广革命群众。席间，他报告了抗日前方胜利的消息，宣传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的抗战方针政策，同时教育干部群众仍要提高警惕，保守秘密，严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嗣后他到横坑里同干部群众一起动手，辟建秘密楼5座，开辟2个操场，作为干部战士的训练场所，组织大家就地学习文化、政治和军事技术知识。

为了总结成立一年来的工作，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周恩来的指示精神，选举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39年7月22日至27日，福建省委在崇安县坑口乡村头村禄村洋省委机关驻地，召开了辖区党员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闽北、闽东、闽中、闽江、建(瓯)、松(溪)、政(和)、金(溪)、资(溪)、贵(溪)、邵(武)、光(泽)、顺(昌)及上饶、崇安等地代表19人，代表着闽浙赣边区6096名党员。会议重点围绕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策略方针和周恩来金华之行的指示进行了学习和讨论，明确了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国共合作、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政策以及从各方面积极应对“突然事变”的策略，制定了“利用顽固派之间的矛盾，打击顽固分子；利用一切方法影响，推动国民党的进步；依靠自己的武装作后盾开展合法斗争”的三条反顽自卫斗争原则。会议认为要根据福建省人文环境落后、宗亲、会道门等封建意识浓厚的特点，把易为群众接受的落后形式转化为可以利用的条件，加强群众工作。在这次省党代会上，经过代表民主选举，产生了包括戴炳辉在内的9名福建省委执行委员，书记曾镜冰，组织部长范式人，宣传兼统战部长王助，军事部长左丰美，民运部长汪林兴，职工部长俞雅鹿，青年部长赵涌。

省党代会结束后，福建省委决定派左丰美到闽东传达会议精神，举办干部训练班，并开辟一条从闽东到闽北的农村交通线，打通闽东游击区与省委的联络。参加省党代会的闽东特委书记郭文焕会后先赶回闽东周墩。9月9日，左丰美带了一个武装班，由闽东来参加党代会的罗富弟带路抵达周宁。此后，左丰美在碧岩、茶广两村间闽东特委所地的横坑里秘密山寮里找到了闽东特委副书记戴炳辉。但是第二天，戴炳辉、左丰美就接到群众的报告，说是特委书记郭文焕等已被国民党顽固派抓走。原来前一天，郭文焕从福安带了郭怀仁、郭树干、陈斯克等同志赶来周宁开会。路经咸村地方时，遇上了国民党周墩（即周宁）特区的顽固派便衣队。便衣队特务在郭文焕他们的行李中搜出了马列书籍和电池等，郭文焕等4人随即被顽固派特务逮捕。第三天清晨，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团一个连和周墩保安队共100多人，分两路包围了中共闽东特委机关驻地横坑里的秘密山寮，并向山寮扫射，左丰美的左脚被打中，带着警卫班与戴炳辉一道冲出山寮，戴炳辉一边为左丰美包扎伤口，一边指挥警卫班长叶风顺带领武装班占领对面山坡有利地形向顽军射击，把顽兵吸引过去。

在这次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磨擦“横坑事件”中，警卫班牺牲了两个战士，其他同志突围脱险。顽军撤走后，戴炳辉带人把左丰美抬到附近的茶广村，后戴炳辉又把左丰美转移到更偏僻的桐子坑山沟里治伤。由于郭文焕被捕，省委决定戴炳辉担任中共闽东特委书记，特委委员有罗富弟、江涛、张华山等同志。因为左丰美负伤，于是，中共闽东特委在宁德梅坑乡白岩头树召开特委会议，由罗富弟向戴炳辉等同志传达了省党代会精神。此后，戴炳辉带着左丰美的警卫班，继续在周宁一带活动。

1939年的下半年，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在全国制造反共事件，掀起国共合作抗日后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针对国民党的投降反共逆流。中共中央在《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中，强调“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同志，应当提高对当前局势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对付可能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10月，戴炳辉将闽东特委机关从周墩迁移到宁德，并吸取“横坑事件”的教训，决定增强自卫武装，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坚持原地斗争，并向福建省委汇报了扩建闽东自卫武装的想法。福建省委从不多的武器中，发给闽东特委12支步枪、48枚土制手榴弹和一些子弹，由闽东特委派吴阿钮等12人前往福建省委驻地(崇安县村头村)领回。虽然这些配备的武器弹药都是福建省委宿军塘修械所自己土造的，子弹全是利用旧弹壳充装火药制造出来的，但对当时闽东自卫武装的重建发挥了很大作用。1939年底，闽东特委成立了闽东主力游击队，计4个班将近有30人，由雷成太任队长、吴友德任指导员。

由于国民党福建当局在加紧对留在地方游击队军事“搜剿”的同时，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游击队遇到了缺钱少粮和食盐匮乏的困难。队员们长时间吃不到盐，个个肢体乏力，面黄肌瘦，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对所面临的经济困难，闽东特委书记戴炳辉一是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开展“抗战救亡”活动，公开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在上层社会人士中进行募捐；二是发动闽东特委机关的同志向亲友筹集钱款，扩建武装，依托老苏区、老游击区进行反顽自卫斗争。并决定设法搞盐，相机打击顽固派军队，当他获知宁德霍童溪岸停泊有两条盐船时，决定袭击盐船夺取私盐，戴炳辉亲自带着游击队队员悄悄接近盐船，没费一枪一弹，顺利截获50多担食盐、80多担薯米，除游击队留下10担食盐外，其余40多担食盐和80多担薯米分给山区的群众。随后，戴炳辉又带领游击队在穆阳到周墩的必经之地牛尾岭设伏缴获了国民党顽固派20多担军盐，把盐全部分发给周边的群众。两次夺盐斗争的胜利，解决了群众和特委机关的吃盐问题，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

1940年3月，戴炳辉获知宁德县洋中村保安队有20多支长枪，感到这是个难得的夺取枪支机会，几天后的一个午夜时分，戴炳辉带领特委警卫班，夜袭洋中村保安队，缴获步枪15支、短枪1支，击毙洋中区区长，并将洋中区库存的300多担粮食分给当地群众。此役对周边的反动武装产生了很大的震慑。在此基础上戴炳辉组织成立了38人的宁德游击队，宁德游击队受闽东特委统一调遣，经常与闽东特委的主力游击队一起行动。至此中共闽东特委只用了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就先后成立了两支反顽自卫武装队伍，大大增强了反顽的革命武装力量。

4月，闽东特委通知宁德、周墩的干部和游击队集中到周墩枣岭乡下车盘开会，由于屡遇敌情，会议先后转移到拱桥头、岗树头村举行，会议开了十多天。这次会议在戴炳辉主持下，由罗富弟传达了省党代会精神，会议根据上级党关于“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指示精神，戴炳辉决定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继续发展武装力量，要求广泛地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在反顽斗争中应采取利用矛盾，孤立顽固，利用落后，推动进步，利用非法，争取合法的斗争策略，同时要求各级党组织在抗日反顽斗争中大力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尽量利用国民党所允许的社会团体进行活动，并特别注意开展青年、妇女工作。会议还对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展壮大抗日反顽武装和筹款等问题作了布置。由于从省委领来的武器弹药特别是马尾手榴弹质量低劣，戴炳辉要求进行仔细检查，并亲自动手查验。

4月22日，戴炳辉在和战士一道拆装检查土制手榴弹时，不慎手榴弹爆炸，戴炳辉左手腕被炸重伤。敌人闻声赶来搜捕，戴炳辉带伤辗转于深山密林中，因无法就医，缺乏药品，伤口严重感染溃烂。5月6日晚，中共闽东特委书记、霞浦人民的优秀儿女戴炳辉在周宁县梧柏洋延竹栏秘密寮中牺牲，时年33岁，遗体草殓于梧柏洋附近的麒麟岗山上。20世纪80年代末，戴炳辉被福建省军区追认为革命烈士并颁发了烈士证书。1998年10月，中共霞浦县委、霞浦县人民政府在柏洋乡戴家山村修健了戴炳辉烈士陵园，并立“戴炳辉烈士纪念碑”，供世人缅怀瞻仰。

之后，国民党顽固派进一步加强对闽东共产党的“清剿”，1940年7月，国民党当局颂布了《非常时期治安紧急法》，在全国各地进一步加紧反共活动。10月3日，国民党福建第一行政区督察公署在宁德召开“清剿闽东散匪谈话会” 决定利用晚稻未收成中共人员给养困难时期，“由各县区会商划定区域，同时用政治军事力量双管齐下，实施‘清剿’，政治以宣传清乡为主，军事以游击搜剿为主。” 并确定由省保安一团协同各县保安队，分5个区域，向包括霞浦、柘荣在内的县份发动全面“清剿”，同时在各县区张贴布告，重金悬缉中共地方组织领导人。10月9日，闽东特委书记罗富弟、周墩县委书记张华山等4人在宁德梧柏洋相继被捕、杀害。

进入1941年，闽东地区的形势进一步恶化，2月8日，福建省第1区保安司令部在福安召开“福宁属五县清剿会议”，确定自2月8日至3月31日,对福安、霞浦、宁德、寿宁、福鼎5县发动“全面清剿”，并确定了政治重于军事、清重于剿的清剿方针。并确定对中共宁德地区组织经常活动的霞浦黄花港、福鼎前岐等39处要冲之地实行驻兵“清剿”。为了保存革命武装力量，中共闽东特委决定避敌锋芒，暂时撤离宁德地区，实行自卫武装的战略转移，霞浦有限的游击武装人员则撤离霞浦，向寿宁、政和边界转移，继续开展反顽自卫斗争。

在反顽斗争中,柏洋乡的新四军6团3营7连副指导员许志春，在1941年1月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中，被国民党反动派非法逮捕，关入上饶集中营，最后逃出上饶集中营。经历了3个多月的上饶集中营牢狱生活，最后逃出敌人魔窟。

这一时期，霞浦县国统区的反顽斗争也在以特有的形式开展。1941年，叶挺荃调任长溪中心小学(原松城小学)校长不久，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霞浦县长刘子兆忠实执行蒋介石反动方针，消极抗日，一心反共，经常把小学教师集中起来训练，强迫他们当情报员，要求“三日一汇报”，实行法西斯统治，并利用反动权力，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作威作福，叶挺荃对之极为痛恶。愤慨地说：“我们国家如果叫这些贪官污吏搞下去，那抗战胜利就没有希望！”为此他针对国民党的反动、腐败统治，特意从《诗经》的“国风”中选出一些诗篇，译成白话借古讽今，揭露、抨击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剥削人民、贪得无厌。其中对《诗经》中的《伐檀》民歌进行的翻译注解，通过反映社会中下层民众对国民党反动政策的不满，嘲骂剥削者不劳而食，对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吸血鬼严厉地提出了正义的责问。这些，都大大刺痛了当时霞浦县的那些贪官污吏，为此县长刘子兆竟向县司法处提出起诉，说这些作品是煽动群众反对政府。一次，刘子兆对叶挺荃极为不满的。突然闯进长溪中心小学要找叶挺荃，叶挺荃不作答理，冷漠相待，刘子兆大发脾气，竟用手杖敲打叶挺荃，叶挺荃当场抗议刘的无理，愤然辞去校长及教员职务。事后他对人说：“士可杀不可辱，不为五斗米折腰！”表现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骨气。

1943年，“霞浦县青年读书会”成立后，县城的许多进步青年对国民党顽固派坚持反共、消极抗战的行径强烈不满，他们通过青年读书会的活动和学习交流，公开撰文发表和揭露国民党反顽固派搞内战、实行独裁和卖国政策的行径，表达拥护共产党、反对顽固派的倾向。1945年，林樾、陈子英插入福安师范普师科就学，时值国民党顽固派疯狂镇压民主运动，他们以笔为匕首投入战斗，借当地《南方日报》闽东版副刊版面，办了一个名为《短笛》的栏目，每周一期，刊登进步青年的诗作，吹出反抗国民党挑动内战的声音，当著名诗人闻一多被枪杀后，林樾“怒向刀丛觅小诗”，以无比的愤慨，写下《秋祭》一诗，发表在《霞浦导报》上，斥问：“昏暗的太阳底下/罪恶在开花/它要结个什么果子？”发出“我们用血洗你的血/用死换你的死”的战斗誓言。由于《短笛》诗刊经常刊登反对内战的进步诗作，终因触怒国民党当局而被迫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