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小春 （湖岭头革命历史陈列馆）　　　

据霞浦党史资料记载，福霞县委迁往湖岭头办公的时间为1935年9月，但我认为这与史实不符，本人从以下四个方面史料推断，应为1935年1月至3月。　

第一、从闽东人民革命斗争时间梳理上看：　

福安中心县委为了迎接全区武装暴动，把革命推向高潮，于1933年12月，在福安松罗孟尾村成立中共福霞边区委员会，随后秘密组建福霞边区第一支红带队等革命武装。1934年1月中旬，福霞边委受到反动民团的袭击，在孟尾村畲族群众的极力掩护下，闽东革命党领导人叶飞、詹建忠、詹如柏和柏柱洋三杰（施霖、张少廉、张宝田）、边委书记郑宗玉以及委员罗富弟等人安全脱险。为了安全起见，福安中心县委决定将福霞边委迁往松罗牛落洋村，后又迁往松罗岭头村，并更名为中共福霞县委。4月，原边委书记郑宗玉调任霞鼎县委书记，由张宝田接任福霞县委书记，8月至10月，曾志任县委书记。

1934年9月上旬，敌人进攻福霞县委，福霞县委再次迁往金溪乡一带(金山、南溪村合并为金溪乡，霞浦碑坑、双牛望月、后樟等地也属这一带)。福霞苏区全盛时期下辖福安境内8个区，霞浦境内的小南区(盐田南塘)，下西区(杯溪上村)、湖岭区(崇儒湖岭头村)、上西区(当时柘荣属霞浦)，后迁柏洋陈墩，共12个区委，157个支部，约700名党员。1934年9月21日，国民党新十师三团进犯柏柱洋，10月15日，新十师二团再次进犯柏柱洋，闽东革命首府失守。闽东独立师从周墩回师福安二度攻打溪柄、柏柱洋均未成功，福安中心区只好转战于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霞鼎地区。

1934年10月，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团从福安开来“进剿”霞浦盐田的五斗、三斗等畬族村，烧毁房屋14座。同年11月，敌人又到笊篱、龙潭、后樟等村。同月，敌人第二次进入五斗村，全村房屋被烧毁得片瓦不留。国民党省保安团在霞浦王高店、石亭、笕下、西胜、龙潭、五斗一带强迫群众为其修筑炮楼，分兵把守，烧杀并举。　　

1935年1月，闽东特委，苏维埃政府以及安德、福寿、福霞、安福等县委办公所在地相继被敌人占领。1935年2月3日，县苏机关在松罗周坑召开秘密会议时遭国民党军队包围，战斗中，县苏维埃政府领导牺牲，县苏解体。

从上述史料来看，足可说明，这个时期福霞县委驻地不可能在金溪一带。

第二、从湖岭头村革命斗争史上看：　

湖岭头村地形特殊，北靠平岗顶、花尖山，四周沟坑深为100至300米不等，树林密集，进可攻，退可守，善于隐蔽，撒退，伏击。村庄小，房屋集中，远离相邻村庄，资源匮乏。国民党占领湖岭头后，留下大部队驻守，长时间给养困难，小股部队驻守，则不安全，占湖岭头三个月的国民党军，于1935年初，撤往石亭符合当时的情况。

福霞县委在张德福等人领导下，与所属的下西区委、湖岭区委的一批同志，在福霞交界的拓溪一带地区坚持斗争。此时作为中共福霞县委下辖一个区委的湖岭头，敌方空虚。因此，1935年1月至3月，福霞县委适合迁移湖岭头所需条件。完店会议后，霞浦西北区域大部分苏区得到迅速恢复，福霞县委驻地应该是很明确的，也很安全，不可能在9月转移到湖岭头。

党史记载，福霞县1935年1月至3月，称福霞中心区，辖3个区:福安溪尾，茶洋一带为一区;孟尾一带为二区;霞浦暗井、双牛望月、西胜一带为三区，地跨福安、霞浦两县，方圆约60里，人口12000人。但没有载明驻地。 湖岭苏区被福安境内称为福霞中心区，除了湖岭头，霞浦别的地方没出现过福霞中心区这个称谓，时间虽不符，但史料恰好吻合。

第三、从霞浦著名烈士彭马城简历上看：

《霞浦苏区概览》记载，1935年1月的一天，水门湖头缴枪的战斗，是时任霞鼎湖岭中心区委书记彭马城率十多名游击队员参加的，在岭头店击毙了2名粮胥，11名国民党兵缴枪投降。

党史记载，彭马城任过湖岭中心区委书记：1935年3月，完店会议，宣布成立霞鼎中心县委，许旺任书记，彭马城任霞鼎县委书记，彭阿年任湖岭中心区委书记。彭马城于1935年8月被捕，9月牺牲。9月，福霞县委迁移湖岭头，彭马城不可能任湖岭中心区委书记。由此，可以肯定，彭马城只能在3月前担任湖岭中心区委书记。

第四、据福安党史记载，1935年9月，福霞县委改为中心区委，设址西牛望月(双牛望月)。福霞中心区恢复后，成立了福霞游击队(又称中心区游击队)，队长林大目。据霞浦党史记载，1935年9月，福霞县委转移湖岭头办公，10月，湖岭头沦陷，区委书记刘阿左牺牲，苏区解体。从这史料记载来看，1935年9月，福霞县委转移西牛望月，刚好是湖岭苏区沦陷，福霞县委转移时间。因此，福霞县委转移湖岭头的时间，不可能是1935年9月。

综上述史料，可以证实：1935年1月至3月福霞县委转移到湖岭头，同年10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清剿”，湖岭苏区沦陷，福霞县委转移到双牛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