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素以其敏锐的特性，在每一个重大历史时期发挥着舆论先导作用，革命文化，历来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中一条十分必要和重要的战线。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就发岀号召“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很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能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运动。” 抗战爆发后，上海、广州等地大批文化人士、左翼作家如郁达夫、杨骚、董秋芳、许钦文等先后来到福州，他们汇合榕城文化界人士，发起组织文化界抗日团体，把开展抗日救亡文化宣传作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舆论工具和号角。抗战全面爆发后，福建的文化出版事业兴旺繁荣，盛况空前。先后出版的综合性抗日期刊约两百余种，辟有抗日专栏、副刊的报纸亦近百种；大量刊发有关发动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方面的文章报道，探讨解决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这些,都有力地影响和推动了霞浦抗战文化宣传活动的开展。

霞浦作为闽东建县最早的县份，千百年来文化领域菁菁英才辈出。面对寇氛日炽，狼烟弥漫，山河破碎，国运日危的形势。霞浦青年特别是文化青年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起到了先锋和桥梁作用，他们纷纷以各种方式开展宣传，充分发挥文艺这一群众喜闻乐见的有力武器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用，启发民族意识，呼吁鼓动全民投入抗日救亡的斗争。进步青年是其中的中坚力量，并起到了联系各界爱国人士的枢纽和桥梁作用。

在众多的霞浦进步青年中，曾被称作“闽东红色才子”、后为中共闽浙赣区党委城工部闽东工委组织部长的叶挺荃，则是“抗日时期霞浦进步青年的一面旗帜”。1937年7月，叶挺荃于福州师范毕业，回霞浦担任松城中心小学教导主任兼教师。时值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共中央向全国提出了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号召，而当时国民党的消极抗日致使抗战初期霞浦抗战气氛淡薄。在此情况下，向往延安、追求真理、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叶挺荃为激发霞浦民众的爱国救亡热忱，在宣传共产党抗日思想和主张的过程中花了不少心血，他满怀激情地搜集了共产党人聂耳、冼星海等人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延安颂》《吕梁大合唱》《游击队员之歌》《在太行山上》《秋收寄语》《梁红玉抗金兵》《保卫福建》《毕业歌》等许多抗战歌曲，为了避免国民党阻挠，他煞费苦心地把《延安颂》改为《中华颂》，将歌词中“延安”也以“中华”代之。他白天在校教学工作繁忙，便在夜里亲自把这些抗战歌曲刻印出来，第二天马上分发全校学生，反复教他们练唱，学生们每学一首歌，就受到一次生动而深刻的抗日教育。他又把学生们组织成抗日歌咏队，带领他们到社会上去歌唱。在叶挺荃带动下，霞浦各小学都开展了抗日歌咏活动，特别是通过教唱《延安颂》《黄河大合唱》《吕梁大合唱》等抗战歌曲，使霞浦民众开始认识了延安，了解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决心和表现，也使霞浦的抗日救亡活动如火如茶，活动不仅声势浩大，而且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1938年夏，面对日军进犯霞浦沿海，为了唤起广大霞浦民众的爱国热情，提高抗日情绪，叶挺荃发起组织众多进步青年和学生建立了抗日“晨呼队”，每日天刚拂晓，由男女青年和中小学学生组成的数十支晨呼队，在县城穿街走巷，在农村集镇列队游行，沿途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抗日救亡歌曲，引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等口号。嘹亮的歌声和激愤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如同长鸣的警钟把民众从酣睡中唤醒，告诫人们一天也勿忘国耻，勿忘抗日。这种宣传形式效果很好，因而一直被沿用至1940年。一时间，抗战高歌唱响在城乡的每个角落，号角般地唤醒着民众救亡图存意识，霞浦抗日气氛日益高涨。1942年，叶挺荃担任霞中校音乐教师后，针对霞中学校没有教唱抗日歌曲情况，将教唱抗日歌曲排入课程，学生们唱了精神振奋，越唱越爱唱，每次上音乐课，音乐室里总是挤着满满的，其他班的学生也纷纷加入学唱新抗日歌曲的行列。

这期间，霞浦进步青年还通过民众喜闻乐见的戏剧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后为中共党员的陈子英、林登第组织了霞浦抗日剧团，并亲自分任剧团团长、副团长，抗日剧团经常深入全县城镇农村巡回演岀，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抗日剧团自编自演的抗日节目，形式多样，内容生动，爱憎分明，表现出浓厚的爱国主义激情，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强烈共鸣，很受群众欢迎。抗日剧团还定期到城乡学校，向师生教唱《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救亡歌曲，这些歌曲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和进步性，成为指导霞浦抗日救亡活动的一个重要宣传阵地。叶挺荃则亲自组织学生，导演《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街道剧，组织这些剧目到县中山堂、县城街头和松山等乡村演出，演出时观众人山人海，深受感动和教育，激发了民众抗日激情，推动了抗日文艺演岀的开展。城关的县中学和松城、作元等7所小学，也都组织了30-50人的抗日宣传队，按所在区域分赴松山、下浒、台江等重点集镇乡村作巡回宣传演出。同时，各种抗日宣传组织还采取演讲、传单、壁报、春联、图画、照片、画刊、化妆游行、火炬游行、话剧、游艺会、电影、歌咏等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此外，在抗战初期的头三年里，宣传队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兵役宣传工作，发动有志青年应征人伍，为国杀敌。陈子英用大门板绘上世界和中国地图的反法西斯形势图，挂在县政府大门口，连日在展板前对公众进行反法西斯必胜的形势宣讲，坚定群众抗日信心和决心，鼓动青年走上前线。兵役宣传推动了大批青年主动应征，甚至请求提前入伍，这在霞浦历史上是罕见的。这一时期，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红色进步青年已成为抗日宣传活动的中坚力量。

后为中共党员的林樾的抗日木刻宣传，则是霞浦开展抗日救亡文艺宣传的又一奇葩。林樾，字竹秋，笔名中虚，从小喜爱文学艺术，其大哥林椿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师从著名画家刘海粟、汪声远等教授，美术造诣颇深。林樾得其熏陶指导，遂努力学画，苦练木刻。1942年，面对日寇侵略深重，林樾尚未结束中学学业，即投笔从戎，应征投身抗日战场，在部队从事抗日文艺宣传工作，后在部队移防浙江省丽水、云和等地过程中，他结识了著名木刻家郑野夫、西厓、金逢孙等进步文化人，受其指导，木刻技艺大进，他深刻领会鲁迅先生所说的“木刻是战斗艺术”的要义，经常向第三战区主办、共产党员宦乡担任总编辑的《前线日报》画刊和《处州日报》投寄抗日画稿，多被采用，随后参加中国木刻研究会福建分会白燕艺术社。这一时期，由于林樾有一段随军辗转各地的抗日军旅生活体验，他创作的《灾》《伤兵》《前线再会》等多幅木刻，以民族义愤和生动的艺术形象，控诉了日寇罪恶暴行，反映了在日寇铁蹄下的人民苦难，在抗日宣传中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他的木刻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颇引人注目。如《灾》《前线再会》于1946年被中华全国木刻协会遴选入《中国抗战八年木刻展览会》参展，获全国美术作品奖殊荣，并在上海、南京等城市巡回展出。其哥林椿积极运用木刻、水粉画导演话剧等形式开展抗日宣传。1930年，林椿考入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6年，受鲁迅倡导影响，林椿开始木刻创作。抗日战争期间，他在邵武编导《萍秋的胜利》等戏剧，进行抗日宣传，制作百余幅宣传抗战的水粉画，到光泽等地农村展览，在永安，他与著名版画家宋秉恒、郑野夫等一起组织木刻研究社，他还按照田汉歌词配图，创作出《义勇军进行曲》木刻组画，导演了大型话剧《雷雨》在福安演岀。这些，都对抗日文艺宣传产生了深刻影响，推动了霞浦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成为霞浦全民族抗日的一条重要战线，对于激发全县乃至闽东地区民众的爱国民主意识、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支援抗战前线、积蓄抗战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还有不少在外的霞浦籍文化人利用各种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如菲律宾《公理报》总编辑杜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在该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径，赞扬中国人民英勇抗战事迹，激励炎黄子孙同仇敌忾，倡导侨胞捐款献机支援抗战。他还参加华侨抗敌会，任宣传委员，曾同陈道桢、鲍事天一道举办“中国抗战展览会”，增进侨胞爱国爱乡情感。霞浦籍女知识分子游寿，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当年，就在江西临川与雷洁琼一道，组织抗日后援会，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