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朝河

浩瀚东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海军的摇篮，而碧波万顷的闽东海域曾经孕育了共和国人民海军的前身。曾任闽东苏区主要领导人叶飞说：“闽东苏区与其他苏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有海上游击队。全国唯一独特的最早的海上红军就在我们闽东。”闽东苏区能够成为全国八大苏区之一，与拥有海上红军队伍有着直接的关联。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闽东苏区虽然有霞浦、连江、福鼎三支海上游击队，总称“闽东海上游击队”；但是由闽东苏区女领导亲临海岛收编，成立最早、对革命影响贡献最大的当数“霞浦海上游击队”（以下简称“海上游击队”）。

蛟龙出海、惊涛拍岸，为闽东苏区的创建做出了突出贡献。“海上游击队”队长柯成贵1908年出生于西洋岛鸡角州自然村，少时有侠气，爱打抱不平，被父亲送到福州格致中学读书，曾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学生运动。1928年返乡，目睹渔霸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忿而论理，反遭欧打。他怒杀渔霸，只身潜逃福州等地。此时，李春财（出生于浮鹰岛三更楼自然村）因在家中务渔亏本，迫于渔霸的逼债，流落在福州当人力车夫，与柯成贵相遇。因柯成贵与李春财是“老乡”语言相通、年龄相仿、志趣相投，遂相交笃深。同时，柯成贵还结交了林红弟（福安六屿人）等肝胆兄弟，并在大家的赞助下买了几条枪于1931年底潜回西洋岛招众聚义、劫富济贫，队伍达100余众。国民党霞浦县政府闻悉，非常震惊，称他们为“海盗”。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消灭敌人，柯成贵于1932年初在挚友李春财的鼎力帮助下，将自己队伍的指挥部、枪支弹药厂、军粮储备库和营地设在浮鹰岛文澳村。1933年底，闽东革命形势如火如荼，柯成贵受之影响，派林红弟到福安去寻找共产党。林红弟通过同乡陈亮（当时是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工作人员）的关系，找到任铁锋（时任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委员、红军游击队队长），汇报了柯成贵的意图。之后，党组织派陈亮随林红弟先后两次上岛，了解情况和宣传革命道理。1934年1月初，中共福安中心县委派曾志（时任中心县委委员、组织部部长）为中共党代表，同陈亮等人前往西洋岛，把这支队伍正式收编为闽东红军独立团海上游击独立营（简称“海上游击队”）；柯成贵担任营长，李春财、林红弟、陈依奴（西洋岛人）担任副营长。从此，这支队伍便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海上红军部队。“海上游击队”凭借海岛广阔海域、岛礁洞穴，神出鬼没、纵横驰骋、骁勇善战，在截击敌人海上交通线、筹集财政款项、购买武器和药品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威震闽浙海疆，使国民党军队和土豪劣绅闻风丧胆。

1934年夏，国民党军舰“通济”号闯入西洋岛大澳口窥探军情，被我“海上游击队”击毙一个士兵，敌军又遣“海筹”号等两艘军舰来助威。当晚，柯成贵部署在大兴坑、皇帝台两座山头点起数百盏灯笼，让敌军误判是“海上游击队”营地；敌军果然上当，将军舰炮火全部集中于此。夜幕中，“海上游击队”的20多艘小木船悄悄驶向军舰，待全部靠近后开打，步枪手榴弹大显威力，而军舰大炮在短兵交接中全无用处，敌舰大败，仓惶逃窜。“海上游击队”用小木船打跑了国民党军舰，打出了我军的军威。从此，国民党军舰再也不敢轻易驶入西洋岛海域。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扩张野心越来越大，派有数十艘军舰在西洋、浮鹰、北礵、东引、马祖之间海面，窥视我东南沿海军事情况，伺机侵犯我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但因惧怕“海上游击队”有随时偷袭他们的可能，所以不敢靠近闽东沿海。

1935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大举“围剿”闽东苏区。2月18日，连江、罗源两县红军连夜率部200余人乘船准备撤退到西洋岛、浮鹰岛，但在途中又遭敌人追击,遂决定化整为零，大部分人员分散隐蔽，特选得力骨干20多人（以下简称“连罗红军骨干”），由时任红军西南团团长杨采衡和中共连江县委委员、团县委书记陈云飞率领突围,最后退至西洋岛后，受到了“海上游击队”热情接待。随后，柯成贵将他们隐匿在风门屿海边蚀洞里。次日清晨，在得悉敌人全部占领西洋岛之后，柯成贵连夜组织得力人员将“连罗红军骨干”转移到浮鹰岛尼姑屿一个秘密岩洞里隐藏起来。20日拂晓，柯成贵将自己化装成渔民，摇着舢板给红军送食物，不料途中被敌人发现受捕。3月22日，国民党《江声报》载文惊呼：“柯成贵部有六七百人，纵横海上，极为强悍。”柯成贵在狱中始终英勇顽强、保守党的机密，于1935年5月1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于福州鸡角弄，牺牲时年仅27岁。

冲出重围、深入虎穴，坚持闽中三年游击战争。1935年2月23日深夜，“海上游击队”副队长李春财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毅然挑选了8名敢死队员，亲自驾驶渔船，把“连罗红军骨干”从尼姑屿转移走：迎着呼呼海风、滔滔海浪，避过敌人巡逻艇、闯过闽江口，突围到福清海口附近海边登陆，找到交通站。紧接着由中共福清县委安排“连罗红军骨干”及负责护送的“海上游击队”队员加入福清游击大队，进入罗汉里山区，组织群众，坚持游击战争。

罗汉里位于闽中北部的永泰境内（今属福清市管辖），属永泰、福清、莆田三县交界“三不管”的地方，为土匪常年出没之处。这里山高林密，农民群众饱受兵匪之祸，迫切要求解除痛苦，适合建立红军游击根据地。福清中心县委派陈云飞深入罗汉里山区，策动土匪参加革命,为建立稳固的罗汉里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为了加强党的领导，闽中特委决定在此成立永泰工委，由陈云飞担任工委书记。红军游击队在这里举办夜校，教农民识字，讲授革命道理。经过一段时间的群众工作，以罗汉里山区为中心，远近几十里的东山等山村的群众都发动起来，开展抗租抗税和分粮斗争。红军游击队员一边做群众工作，一边选择有利时机扫除根据地周围的土匪，深得群众拥护，许多青壮年要求参军参战。

1935年5月，莆田中心县委和福清中心县委合并，成立闽中特委，把闽中的各支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工农红军闽中游击队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杨采衡任第一支队参谋长，以罗汉里为根据地开展革命游击战争。1935年下半年开始，红军游击队选择战机主动出击。红军游击队风餐露宿、与敌周旋于深山密林中，一边选择战机打击敌人，一边同饥寒、疾病作斗争。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坚持斗争，红军游击队员以山涧竹笋、树上野果充饥。在最困难的时候，村的群众冒着极度危险，挖出坚壁起来的粮、盐等物品送上山，终于让红军游击队熬过那饥寒交迫的日日夜夜。与敌周旋，常常一天要跑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崎岖山路；后来大部分游击队员是光脚爬山越岭，穿梭密林灌木之间；许多同志的脚被竹尖、树叉割伤刺破，加上缺医少药，伤口化脓溃烂；然而一有敌情，就得照常行军作战。在人民群众鼎力支持下，红军游击队员克服了一个个艰难险阻，闯过了一道道急流险滩，终于战胜了敌人的“清剿”。

重整戎装、千里拔涉，奔赴抗日前线。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抗日救国号召和国共合作宣言，把全国抗日救国运动推向高潮。闽中部队进驻福州洪山桥之后，立即进行开赴前线抗击日寇的政治思想动员和短期整训。党组织指定由杨采衡同志负责把闽中红军游击队带到新四军军部报到。1938年4月，闽中红军游击队队员乘五辆大卡车告别父老乡亲离开福建北上抗日；到浙江江山县后折向浙西，然后徒步行军经过开化县，翻过浙皖交界的天目山马金岭，于5月中旬到达新四军军部——皖南太平县。新四军军长叶挺、参谋长张云逸分别接见了闽中红军游击队连级以上干部。新四军军部根据闽中部队老游击队员、老骨干、党团员多的特点，决定大部分编进军部特务营，担负警卫军部任务。”杨采衡任军部教导营军事教员。党组织还从闽中部队中挑选老党员和班、排长三四十人，分配到江南指挥部一、二支队和“江抗”部队中任职。

东路地区新四军主力西撤后，根据陈毅、叶飞指示，在常熟县委的支持下，以在沙家浜36名伤病员为骨干，建立了

“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简称“江抗”）。此后，这些包括霞浦子弟兵在内的闽东籍红军，很快成为“新江抗”

这支部队的骨干，到1940年底，“新江抗”扩大为二个纵队六支队；1941年又改编为新四军六师十八旅，被群众誉为“江阴老虎”、“沙家浜部队”的抗日劲旅。

这支由“海上游击队”和“连罗红军骨干”组成的英雄队伍，历经千辛万苦，在闽中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奉命由杨采衡带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同叶飞同志率领的新四军六团1300多位闽东子弟兵一起，浴血奋战在抗日主战场上。抗日战争胜利后，这支源自闽东苏区的革命队伍没有停息战斗的脚步，为了新中国的最后解放，他们再次融入了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中，解放兖州、豫东歼敌、苏中激战，攻莱芜、打枣庄，乃至举世闻名的孟良固战役都有他们的影子；新中国成立后，这支身经百战革命队伍的幸存者，还踊跃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在朝鲜战场上经历过最惨烈的“长津湖战役”。他们中大多数人早已牺牲在战场；他们把短暂的青春和宝贵的生命，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永远长眠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和异国的土地上，“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是他们最真实的写照。

这批由闽东苏区孕育生长的革命青年，经历了闽东、闽中地区土地革命时期磨砺，成为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勇士和先锋，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光辉篇章和英雄赞歌！“海上游击队”在新中国人民海军创建史上留下传奇的故事，其红色基因已融入新四军“铁军精神”，其军魂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集团军主力部队中延续！

(作者系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一级主任 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