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原驻扎在闽东的国民党海军陆战队第1旅与第87师被调去参加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闽东反动力量大为削弱。同时，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合作抗日主张的影响，驻闽的十九路军走上消极反共和联共抗日反蒋的道路，于10月26日与中央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11月20日，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为代表的十九路军将领和国民党内李济琛等一批反蒋人士在福州举行 “福建事变”。

“闽变”发生后，驻扎在闽东地区的反动武装纷纷撤到宁德飞鸾、省城等处，闽东防务出现一个极大的空间，这就给闽东全区性农民武装暴动和苏区的创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当即在柏柱洋兴文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趁“闽变”之机，积极迅速创建闽东苏区，在各县交界地区建立县委和各级苏维埃政府，把福安、寿宁、霞浦、福鼎、宁德五县连成一片，并集中各县游击队成立红军，集中各地红带队成立红带总队，保卫红色政权和苏维埃区域。但是在讨论首先从哪里打响第一枪时大家的意见却难以统一。多数同志认为赛岐是闽东重镇，是闽东地区水陆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攻打赛岐对全区革命影响极大；且党在南区的群众基础好，武装力量特别是红带队力量强大，因此，取胜的把握大。刚领导取得霞浦青皎暴动胜利的施霖、詹建忠等人则反对上述意见，认为霞浦是原福宁府的所在地，攻下它影响更大，主张先攻打霞浦县城。结果会议初步决定兵分两路，詹如柏、任铁锋带队攻打赛岐；施霖、詹建忠带队攻打霞浦县城。

闽东游击支队打下闽东重镇赛岐后，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将各县游击队集中于霞浦盐田西胜寺，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团（2团）”。为了取得攻打霞浦县城战斗的胜利，1934年1月3日，闽东革命领导人马立峰、任铁锋和施霖等人，在福安松罗岭头召开霞浦各区、乡、村骨干和红带队长会议。会上大家就成立区、乡、村苏维埃政府和攻打霞浦县城等事宜展开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霞浦县城是福宁府治所在地，曾是闽东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素有“闽浙锁钥”“海滨邹鲁”之称，攻打霞浦县城对发展闽东革命形势影响巨大。并认为攻城具备三个有利条件：一是闽东红军游击队会同红带队打下福安赛岐镇，缴获了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和民团的80多支枪支以及大量弹药，在盐田西胜寺正式成立了闽东红军独立团，有了正规的战斗队伍，而且战士们求战心情迫切，士气高昂；二是参加武装暴动的农民武装红带队队员经过几次实战锻炼，积累了一定的作战经验，敢拼敢斗，战斗意志旺盛；三是守城兵力弱，防务空虚，有利突出。但不利因素是县城四周建有城墙，墙高近7米，周长4000多米，厚度近4米，东南西北各设城门，四个城门上建有城楼，还建有用于作战的城垛703个，窝铺48处，炮台29个，战楼11座，站在城楼上城外情景一览无余。城墙外侧是护城河，河宽6米，深3米，平时靠吊桥出入，可谓固若金汤（城墙于1939年奉命拆毁）。但只要出其不意定能一举成功，取得胜利。

根据会议制定的作战部署，1934年1月6日，由任铁锋、叶飞、施霖、詹建忠带领闽东游击支队和福霞小南区（霞浦盐田青皎地区）、上西区（霞浦柏洋陈墩地区）、上南区（福安大坤地区）红带队共计2000多人，实施围攻霞浦县城的战斗。具体的作战部署是，由任铁锋率领从特务排抽调的十几名训练有素的战士组成短枪队，化装后从东门进城，出其不意事先抢占东门，并以城内枪声为攻城信号，各红带队队员迅速抢占各自负责攻击的城门，全面开始攻城。但在战斗信号尚未发出，负责攻打西门的福安太坤红带队提前行动，在接近西门时，被一个卖糖小孩发现，跑进城内报告县府。暴露目标后，所有城门即被城内守敌关闭，敌人居高临下，朝攻城的红带队队员开枪射击，造成攻城的红带队队员死伤各一人，攻城受阻。

上西区红带队第八中队也奉命参加这次攻城的战斗，在争夺北门的战斗中，许旺身先士卒，在带领队员冲过吊桥接近城门时，遭到城里敌人援军的拦截，敌人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快速逃回城内，紧闭城门，吊桥被快速拉起，在城墙下的红带队孤军无援，面前是高耸的城墙，后面是护城河，河宽水深，退路受阻，险情万状。就在这时千钧一发的时刻，叶飞率闽东游击队火速增援北门，在护城河边向城楼上敌人发起猛烈攻击，压住敌人火力，许旺让红带队队员趁机将准备攻城的云梯放到护城河中，快步渡河，再由红军独立团战士在护城河边接应。直到全体队员安全渡过护城河，许旺才撤出战斗。许旺的胆识和大无畏的精神，感动了在场每一个人；初显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也深得闽东红军独立团政委叶飞的赏识。

第一次攻城失利后，闽东红军独立团团长任铁锋、政委叶飞和闽东党组织领导人马立峰、曾志、詹柏如、施霖、詹建忠等人多次进行战斗总结，在认真检讨攻城失利的教训基础上，重新修订第二次攻城方案，再次在福安松罗岭头召开福安、霞浦各区、村骨干和红带队队长会议，对攻城方案进行反复讨论，广泛听取来自基层的建议和意见，加以修改完善。会议决定于1月18日，实施第二次攻城。攻城以闽东红军独立团为主力，闽东游击队、福霞红带总队所属红带队、霞浦红带队的13支红带中队协同参战，动员广大农会会员组成救护队、后勤保障队支援前线作战。会后，各地抓紧战前各项准备工作，赶制竹梯和大刀等各种武器。

1月18日拂晓，在任铁锋、叶飞、詹如柏、施霖、詹建忠等人的安排下，由各路人马组成的共近万人的攻城队伍，肩扛大刀、梭镖、田刀、鸟铳等武器，趁着晴朗的夜晚，披星戴月，快速兼程，步行几十里，浩浩荡荡地陆续从四面八方赶来，准时抵达霞浦松城郊外。攻城指挥部设在塔岗山荫峰阁，以便任铁锋、叶飞和詹如柏等指挥员居高临下观察城内敌情，调度兵力，指挥攻城的战斗。当第一抹阳光照在城头，攻城战斗打响时，只见队伍所到之处红带迎风飘动，大刀梭镖亮光闪耀，远处的螺号声，近处的呐喊声交集在一起，震天动地，城内守敌惊恐万状。从战前态势推测，红军以众多的兵力和高昂的士气对付当时城内不足上百支枪的敌人是不难的。但由于国民党霞浦县长祝传铖早已获取红军再次攻城的消息，于数天前从沙塘、洪江、秋竹岗、下坪岗、三洲、石亭等村调来了大刀会会徒配合联甲队守城，用沙袋堵死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并将连接城门与护城河之间的吊桥高高吊起，分别增派民团排长郭雨田、郑乌弟、张捷咬、郜贤进等人率队分头把守。红军在围城的过程中多次发起攻击，却因城墙过于高大坚固，加上护城河的阻隔，难以穿越攀登，两架接起来的竹梯要竖起来靠到墙头上十分困难，更何况当时是处在两军对垒的交战当中，墙头上还有敌人在防守与阻击，好不容易有几架连接起来的竹梯刚靠上墙头，红军红带队指战员刚上竹梯不是被墙头上守敌的强大火力给压了回来，就是被敌人用竹叉推倒，根本没有机会能够爬到墙头顶端上去。负责攻打南城门的红军和许旺带领的由戴炳辉等人组成的红带队特别行动队勇猛异常，几次尝试强攻，都因敌人密集的火力封锁而未能奏效，大伙一时都束手无策。足智多谋的许旺指挥若定，用声东击西的办法，让一部分红军战士和红带队员撤到另一个攻击点，集中火力发起强攻，迷惑城里的敌人，让他们以为城外的红军和红带队就是要想突破这个攻击点，立刻就慌了手脚，赶忙集中火力加强防守和抵抗。这样一来，敌人在南城门的防守力量削弱了，由戴炳辉等红军战士和红带队员组成的突击队终于乘机攻下了一个缺口，冒着敌人密集的子弹登上了城墙，却被守卫在那儿的洪江大刀会的会徒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厮杀。由于攻城的后续部队受阻上不了城，已登城的突击队9人中已有3人牺牲，2人挂彩，情况异常危急，戴炳辉与敌肉搏，一连斩杀2名顽敌，其余突击队员也毙敌4名，敌人怯战稍退。戴炳辉和突击队员们趁机掩护着负伤的战友，且战且走，从原路返回。指挥部领导审时度势，命令攻城的队伍又一次后撤。当时红军缺乏火炮等重武器，光靠步枪和梭镖、大刀等攻城十分困难。尽管如此，红军战士和红带队员勇猛无比的连续攻城，包围县城三天三夜，使得敌人惊慌失措，急急忙忙向福安守敌求援。这时指挥部得知敌人驻福安的新10师派一个营300多人，并配有机枪、钢炮由营长徐英率领，赶来增援霞浦守敌，且敌人的队伍已到盐田。为防红军腹背受敌，指挥部遂下令，各队撤回原地。小南区红带队围城撤回时，路经水坡岭时被马洋大刀会60多人截击，经过激烈战斗被击退，缴获法衣13件、梭镖13把，胜利撤回驻地。

此次攻城红军牺牲30多人。两次攻城虽然未克，但红军浩大的声势，许旺、戴炳辉等所有红军指战员和红带队队员的英勇善战、果敢坚毅给敌人很大震慑，吓得地主豪绅四处奔逃，敌人龟缩城内，大片农村为红军控制，为此后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创造了有利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