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看见母亲脸颊上和左小腿肚上分别有一块疤痕，便好奇地问道：“妈妈，您这是为什么弄伤的呀？”一句不经意的问话，勾起了母亲深深的回忆。她说：我这两块疤痕有着一段终生难忘的故事，于是，母亲便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述这两块疤痕的来历。

那是1935年初冬的一天清晨，地处大川场镇深山的七寸沟山脚边，一农家院内发出轰隆一声巨响，冒出一股浓烟，紧接着又传出大人的呼救声和小孩撕心裂肺的哭叫声。一群全副武装的敌川军士兵随即匆匆跑出那所农家院。这个农家院就是当年我外公、外婆和母亲的住房，那个呼救的大人就是我外婆、那个尖哭的小孩就是我母亲。事发时，我外公因事外出不在家。

原来，敌川军邓锡侯部林翼如旅进驻大川场，强征民夫，强抢物资，强拆老百姓住房，乱砍老百姓树木，到处修碉堡、筑工事（现在大川仍然到处可见其遗迹）。那天早晨，驻草米岗宋磨子的敌川军一个连又到处去强抢，几个敌军进入七寸溪我外公外婆家时，见屋门紧闭，敲不开门，于是就向屋内丢了一颗手榴弹，手榴弹炸响后，外婆和她8岁的女儿（即我母亲）便倒在血泊中，几个敌军作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邻居家2位大嫂赶来，看着血泊中呻吟的外婆和尖哭不已的母亲，便立刻把她们扶起来，烧来热水，洗去血污。外婆和母亲浑身上下有四、五处伤口。2位大嫂迅速到山上采些治刀伤的草药，捣烂后敷在伤口上，撕些破布把伤口包扎起来。我母亲不停地哭着，邻家大嫂安慰着外婆母女俩，大骂那些丧尽天良的敌川军不得好死。敌川军的确丧尽天良，竟然将手榴弹丢进老百姓家，草菅人命到如此地步！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外出的外公也回来了。母女俩的伤势虽有好转，但仍有一两处伤口未愈合。我母亲因小腿上一伤口已化脓，尚不能走路。外公心里非常焦急，决定去大川场看一下，能否弄点药。外公提心吊胆地走出山沟，朝大川场走去，只见往日驻敌川军的地方已变成了另外的队伍。一打听原来是红军又来了，敌川军逃跑了，这已是红27师攻占大川场的第5天了。外公在去大川场的路上看到红军往返穿梭，到了花龙门那个地方，看到杨××家门前飘着红旗，不时有红军出入，还看见抬着担架的人在夏家进出。他上去一打听，原来这里是乡苏维埃驻地和红军战地医院。他想战地医院应该有药吧？于是壮着胆子走进夏家，碰到一个护士，就问护士卖不卖药？护士把他带到一个年纪约30岁的女红军面前，对她说：“李医生，这个老乡要买药。”李医生问：“老乡，你买药做什么？”外公说自己的爱人和女儿被敌川军的手榴弹炸伤了，20多天了还没好。这个叫李医生的女红军仔细问了伤情后说：“她们的伤口里有弹片，要做手术把弹片取出来，那样很快就好了。这样，你把她们带到这里来，我给她们做手术。”外公听了李医生的话后，立即赶回家，天已黑了。

第二天，外公请了2个年轻人，把外婆和母亲背到了花龙门夏家红军医院。李医生热情地给母女作了检查，告诉她们：“没愈合的伤口已化脓，幸好没伤着骨头，只是里面有弹片，得做手术把弹片取出来。”外公问：“什么叫手术？”李医生说：“就是打上麻药，用刀剖开伤口，取出弹片，再用上消炎药，伤口很快就会好的。”李医生吩咐护士准备手术，不一会儿母女便分别躺在手术台上。李医生开始做手术，尽管红军医院麻药紧缺，李医生还是给她们注射了麻药，然后开了刀，分别从两人腿上各取出了黄豆大的两块弹片。接着用了消炎药，又包扎起来。李医生安排母女在医院里住下来，说再换两次药就可以出院了。一家三口千恩万谢，外公欲下跪叩谢被李医生拦住了，李医生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帮助穷人是应该的！”外公、外婆和母亲感动得热泪奔涌。

十来天后，李医生说伤已好多了，只是还要注意休养，不要走路太多，可以出院了。外公、外婆和母亲千恩万谢后离开了医院。在回家的路上，当走到晓里王家大院时，看见那里有红军在登记要找一些人帮运送重伤员到红军大医院去。外公想到敌军扔手榴弹炸伤了妻子和女儿，而红军治好了母女的伤，这一恶一善、黑白是非不言自明。外公没有半点迟疑，立即报了名。他把母女送回家后，第二天便加入到运送红军伤员的队伍中去了。

母亲在离世之前的一个晚上，又给我重复讲述了这一刻骨铭心的往事。她眼含泪花，动情地说到：红军对老百姓如亲人，共产党待人民似父母，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党不得天下就没有天理了，能在共产党的怀抱生活一生，真是胜过祖祖辈辈活三生！没几天，母亲面带微笑，带着这个令她幸福满满、世代相传的红色故事安祥地离开了我们！

（芦山县老促会 肖海东18981637468 摘自大川镇汪成文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