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谢清 文旅霞浦 今

福宁史话

2010年12月13日，文史爱好者林玲法先生致电博物馆说在府前路原法院那边发现一通碑刻。博物馆干部即刻赶往现场处理。该碑宽71厘米，高186厘米，厚8厘米，碑额“土匪围城碑记”，立于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秋。碑文记录的是1934年1月6日和18日，红军两次围攻霞浦县城的重大历史事件。

1933年9月，原驻扎在闽东的国民党海军陆战队被调去参加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闽东防务出现一个极大的空间，这就给闽东农民暴动和苏区创建提供有利条件。11月，党组织成功领导了声势浩大的霞浦青皎、陈墩、杯溪3地区农民武装暴动，从而拉开了霞浦革命武装斗争的序幕。1933年底，闽东革命领导人马立峰、任铁锋等，在福安松罗召开霞浦各区、村骨干和红带队长会议。会上作出攻打霞浦松城的决定。

1934年1月6日，由任铁锋、施霖、詹建忠带领闽东红军游击队和福霞小南区(霞浦青皎地区)、上西区(霞浦柏洋陈墩地区)、上南区(福安太坤)红带队计2000余人，围攻霞浦松城。作战计划由任铁锋率特务排从东门进城作内应，出其不意，以城内枪响为攻城信号，各红带队抢占城门，开始攻城。战斗尚未打响，不料因负责攻占西门的福安太坤红带队提前行动，在接近西城门时，被一个卖糖小孩发现，跑进城报告县府。暴露目标后，城门即被城内守敌关闭，敌人居高临下，向外开枪射击，我攻城的红带队员牺牲3人，队伍撤回，松城没能攻下。

第一次攻城失利后，闽东红军独立团团长任铁锋、政委叶飞等领导人，在松罗岭头重新召开各区、村骨干和红带队长会议，认真检讨攻城失利教训，重新制订第二次攻城方案。

1月18日，在任铁锋等领导下，拂晓前各队6000多人，准时抵达霞浦城郊，开始围城。队伍所到之处， “惟听炮声隆隆，屋瓦时或作响。”攻城指挥部就设在塔岗山的荫峰阁，由任铁锋、叶飞等人指挥这次攻城战斗。从战前态势推测，红军以众多的兵力和高昂的士气对付当时城内不足百条枪的敌人是不难的。但由于当时国民党霞浦县长祝传钺早有准备，于数天前从沙塘、洪江、秋竹岗、下坪岗、三洲、石亭等村，调来大批大刀会配合联甲队守城， 用沙袋堵死4个城门，“以四社保甲更番巡守城上下”。红军围城两天，多次发起攻击，却因城墙高大难以攀登，竹梯刚靠上就被守敌打了下来。攻打南门的红军和红带队勇猛异常，刚攻下1个缺口，开始登上城墙时，又被守卫在那里的洪江大刀会截住，牺牲10人，又一次后撤。当时红军和红带队缺乏火炮等重武器，光靠步枪和梭镖攻城是十分困难。尽管如此，红军勇猛无比的连续攻城，使敌人惊慌失措，急忙向外求援。这时，指挥部得知敌人驻福安的新十师派一个营300多人，由营长徐英率领，赶来增援霞浦守敌。队伍已到盐田。红军为防腹背受敌，指挥部遂下令，各队撤回原地。

“围城”碑记载着当时战斗的激烈场面，“六千余猛围城……绕城一匝。当是时也，天阴雾密，咫尺不相见，惟听炮声隆隆，屋瓦时或作响而已。”可见红军、红带队的英勇。这是我县目前发现的最珍贵的红色文物。

有趣的是，在拓片过程中，我们意外发现这块碑原来是刻于光绪六年（1880年），由福宁府知府张其曜撰写的《重建兴文楼记》。兴文楼在东门头太平桥，原为福宁府知府李拔兴建，是福宁地区最著名的建筑，被誉胜于黄鹤楼、岳阳楼。没想到，55年后的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霞浦国民政府和地主豪绅们，在击退红军两次围城后，迫不及待的将这块历史碑刻草草打磨，镌刻上这一“胜利”。

▲土匪围城碑记

两次围城虽未克，但吓得地主豪绅四处奔逃，敌人也龟缩城内。就如碑中说到“此虽机缘恰合，然未始非天心默佑俾……不然殆矣！”足可见，攻城对反动势力震慑很大。同时，大片农村为红军控制，很快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至1934年底，全县建立8个区苏维埃政府和173个村（乡）苏维埃政府，辖1194个村庄。星星之火，在福宁大地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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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参考《霞浦人民革命史》（中共霞浦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等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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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文旅霞浦

整理：文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