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闽东党组织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打击敌人和做好群众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畲汉两族人民团结得像一家人，他们千方百计地支援红军游击队。在革命根据地，畲族青壮年上山打游击，妇女、老人和儿童便担负起拥军支前的后勤工作。他们对红军战士倾注了满腔的热情, 像亲人一样关心呵护。当红军出发时，畲族男女老少便集队欢送, 把早已准备好的草鞋、毛巾、鸡蛋等塞进红军战士的手中,激励战士们英勇杀敌。红军与敌人激战时，畲族群众纷纷组织运输队、担架队，为战士们送粮送药，及时抢救伤病员。

1934年底，红军打下罗源县留下了一批伤病员，相隔200多里的福霞县的后樟、溪墘楼、龙潭等6个畲族村组织了78人的担架队，翻山越岭把伤病员抬到龙潭红军后方医院。

1935年冬,福安县上竹州村畲族农民兰木庆,发现一位红军战士的大腿被敌人子弹打伤后，急忙赶回家叫上妻子、侄儿一道上山，他们砍来毛竹,找来野藤，扎了一个简易的担架。妻子前头放哨，自己同侄儿把这位伤员一口气抬到竹州山红军后方医院治疗。竹洲山上许多畲族妇女还主动到后方医院帮助红军伤员烧饭、煎药、护理和缝洗衣服。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他们上山釆土药，下田抓青蛙，给红军伤病员治疗和补养身体。当敌人“围剿”时，他们立即把伤病员转移到深山密林里，有的伤病员走不动了，她们就背着或抬着红军战士到山上隐蔽。每当红军游击队归来宿营时，畲族老大爷便摸黑出村放哨，老大妈忙着上楼打床铺，小孩们下地拨蔬菜，挖竹笋,年轻妇女们有的为战士们补洗衣服鞋袜，有的忙着做菜煮饭。饭后畲家男女在灶前烧起一堆堆柴火，给战士们取暧.

1935年，国民党调集10万军队，伙同地方反动民团刀会“清剿"闽东根据地，叶飞领导的闽东独立师长期被敌人围困在山上，战士们只好靠采野菜、挖竹笋充饥。畲族群众十分惦念山上的红军，他们上山砍柴、挖地时，总是自己忍着饥饿，把带上山的干粮留给战士们。许多畲族群众还想出种种办法把粮食和食盐偷偷地带上山去。有的把饭菜装到炭篓底，假借上山挑炭,把饭菜送给伤病员；有的把饭菜藏到竹篓底，乔装上山抓猪草，把饭菜送给年老体弱的战士；有的把粮食埋到草木灰里，装成上山追肥,把饭菜送给瘦骨嶙峋的年轻战士；有的上山砍柴，特地把米饭捏成一团，埋到小麻袋的甘薯米饭中送给红军战士。

畲族群众还千方百计地保护红军的后方基地。

1936年底至1937年初，国民党反动派三次洗劫福安竹州山上6个畲族村庄。 敌人第一次分两路“围剿”竹州山下的宁园坪村时，放哨的畲族妇女兰招眉立刻报警:“山猪来了！山猪来了！”隐蔽在村内的十多名伤病员迅速转移。敌人一撤走,畲族群众就同红军战士一起回村重建家园，并把红军后方医院搬到下竹州畲村去，枪械修理厂也搬到一个深10多米，宽6米左右的崖洞里（后来人称为“红军洞”）。敌人第二次和第三次以更多的兵力惨无人道地把竹州山畲族村庄焚为一片废墟时，畲族群众怀着深仇大恨避入灌木丛生、怪石重迭的深山，等敌人撤走后，忍饥挨饿帮助红军把后方医院、枪械修理厂以及伤病员转移到安全地方去。

畲族人民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担任红军游击队的交通工作。

罗源县伟溪乡老交通员雷金寿，在三年游击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到厝坪、洋中、盾后等地给红军送信约计40余次。每当完成任务之后，总是乐呵呵地说:“我这也是战斗呀! ”有时为了甩掉跟踪的敌人,他跑穿了鞋底自己浑然不知。他把上山不断地喘气比喻成“吹洞箫”，下山两腿发抖比喻成“弹上弦”，表现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福鼎县双华乡畲族女交通员兰梅花，里里外外靠她一个人,经常扔下家里3个不满10岁的孩子，起早摸黑为红军送信。不管严寒酷暑还是风雨交加，只要有任务，她说走就走，攀崖过涧把信件安全送到红军手里。

后坪田头村畲族妇女钟二妹，长期从事党和红军的秘密交通工作。后来交通站暴露,国民党反动派抓走她的丈夫，烧了她的房子,还到处搜捕她。她住岩洞，蹲山林。有时竟用绳子把自己吊在树上睡觉。白色恐怖丝毫没有动摇她为党和红军工作的决心。

畲族交通员们沉着冷静，机智勇敢。

给红军送信的男同志，经常把密信塞到斗笠的夹缝中,或缝到补丁的衣折里；女交通员经常把密信盘进发髻里。有的用茅草把密信和小石块捆扎在一起，捏在手中，要是碰到敌人就把它扔到草丛里。冬天，交通员们有的把密信藏到火笼底下，既可以借火取暖，又看不出是赶路送信的,遇到紧急情况，便把信件捻入火中烧掉，躲开了敌人的搜査。这样，既可以保守了革命秘密，又可以保证交通员的生命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