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巴东老区概述

巴东是革命先辈用鲜血染红的殷红沃土,是根据地，是大本营，是革命老区，是全国1599个老区县（市）之一，12个乡镇有8个属革命老区，4个乡镇属全省309个老区乡镇,金果坪乡是全省27个重点老区乡镇之一。

革命老区，是指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革命根据地。苏区，是指采用苏维埃政权组织形式的地区。边区，是指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在几个省接连的边缘地带建立的根据地。划分革命老区乡（镇）以生产大队为最小的计算单位，如果一个公社内，属于革命老根据地的生产大队超过半数，这个公社可算作革命老根据地公社。中央确定全国1599个县、市、旗为革命老区。按现行建制，巴东县革命老区乡（镇）8个，即：信陵镇（19个村）、官渡口镇（35个村）、东瀼口镇（22个村）、溪丘湾乡（38个村）、沿渡河镇（55个村）、野三关镇（35个村）、水布垭镇（41个村）、金果坪乡（22个村）。 茶店子镇、清太坪镇虽然不属于老区乡镇，但有老区村。茶店子镇的竹林坪、周家湾、福场坪、阡山，4个村属革命老区村。清太坪镇的木竹坪、郑家园、倒卜龙、大堰塘、六郎、中磨坪，6个村属革命老区村。巴东县共有275个老区村。

巴东全县现已查实的革命遗址有74处，各乡镇分布情况如下：东瀼口镇8处，溪丘湾乡12处；沿渡河镇4处；官渡口镇8处；绿葱坡镇4处；大支坪镇1处；野三关镇5处；清太坪镇1处；水布垭镇4处；金果坪乡12处；信陵镇15处。这些革命遗址铭记着一段段腥风血雨的岁月，凝结着一部部慷慨悲壮的历史。1998年以来，中共巴东县委、县人民政府树立革命遗址永久性标识15座，革命烈士墓碑5座。

二、巴东为中国革命所作的重大贡献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巴东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巴东北部的官渡口、东瀼口、溪丘湾、沿渡河、信陵镇以及秭归、兴山县的相关乡镇属巴归兴苏区；巴东县南部属湘鄂边根据地。

1.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1928年4月2日，贺龙、周逸群领导发动桑植起义，从此拉开了湘鄂边红色革命的序幕。1928年11月，在贺龙的领导下，形成了以鹤峰邬阳关——长阳枝柘坪——巴东金果坪为主干线路的湘鄂边工农革命斗争根据地。1929年1月，贺龙率部攻占鹤峰县城，建立鹤峰县苏维埃政府，使桑植、鹤峰两县为中心的红色割据区域基本连成一片。到1930年5月，湘鄂边根据地已由桑植、鹤峰发展到石门、慈利、长阳、五峰、巴东、建始、宣恩、恩施等县的部分地区。这一时期，巴东的金果坪、水布垭、清太坪一带，是贺龙领导的革命队伍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因为时间关系，我这里只讲一下发生在万人坑的悲壮过往。万人坑位于金果坪乡江家村一组，段德昌烈士墓北侧250米处。1933年2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军部从鹤峰走马坪转移到巴东金果坪。3月24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金果坪召开会议。会上，夏曦（时任湘鄂西苏区中央局书记，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不顾贺龙、关向应、宋盘铭、段德昌等多数同志反对，悍然决定解散地方上红三军、游击队中的各级党组织。同日，夏曦还制定发布《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中国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清洗条例》，把“清党”与“肃反”结合起来，由军内扩展至地方，解散党组织、停止党的一切活动后，湘鄂西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4个党员。金果坪会议后，夏曦一意孤行，宣布过去省苏维埃政府和各级县苏维埃政府颁布的法律、决议和命令全部无效，取消省苏维埃政府，另组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等7人组成，夏曦任主席，实际上由他一人掌握了党政军一切大权。3月25日，“肃反委员会”以开会为名，在邬阳关陈家棚中央分局驻地逮捕了红三军九师师长段德昌。5月1日，“肃反委员会”在金果坪江家村“公审”段德昌，并将其杀害。此次“肃反”中，被错杀的不仅有屡立战功的红军高级将领多人，连、排以上干部也被成批杀害，仅有名有姓的就多达107人。在金果坪江家村等地，“肃反”者采用“改组派”互相挖坑、互相掩埋的残酷手段，葬送了一批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据后来中央分局报告，“逮捕236人，处死的156人”。这次“肃反”扩大化，是湘鄂边根据地丢失的重要原因之一。遗址现为茂密树林所掩映。

2.中共党组织在巴东的成立及发展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今鄱阳街139号）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中共湖北省委为了贯彻会议精神，向各地派出干部恢复和发展组织、积极开展秋收和年关暴动。巴东县属于鄂西特委领导的第七暴动区。1927年10月，巴东籍共产党员张华甫、黄大鹏、廖景坤、陈宗培等，根据鄂西特委指示，建立中共巴东特别委员会，简称特支，为武装暴动进行组织准备。特支建立后，主要成员分别到长江以北农村活动，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12月，在江北建立第一个农村党小组——西陵党小组。1928年2月，西陵党小组发展为党支部，这个遗址位于东瀼口镇贾家湾村三组（小地名白瓦屋），原系一栋土木结构之瓦房，三正间两厢房，两罳檐，正屋坐北朝南。

3.中共巴东特支改造神兵

中共巴东特别委员会成立后，认真贯彻落实“八七”会议和省委秋收暴动精神，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在改造“神兵”、组织武装暴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为创建巴（东）（秭）归兴（山）苏区奠定了干部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川东股匪头目贺森权、马湘、郑顺、明祖德（本名卓越高）、刘汉遗等结伙窜扰巴东，占领巴东县城及附近江岸，沿江设关堵卡，拦劫行船，勒索“俸税”，下乡奸掳烧杀，人民无不切齿，被群众称为“棒匪”。为抵御他们的侵扰，群众自发组织“神兵”以自卫。神兵头缠红巾，腰缠黄箍神符，手握刀矛，吞符念咒，自称“打不进，杀不进，一刀砍在肉上，只个白印印”。神兵有严格的要求“一不贪财，二不贪利，如若贪财贪利，香头落地，人头落地！”。神坛内人员以贫苦农民为主，白天务农，晚上练武。一遇敌情，鸣锣集合，聚众出击。是时，河南、四川的大道会、双刀会、红枪会、黄带会、乌鸦会等会道门组织传到巴东。河南马昌贵、兴山刘子泉、保康李从辉等人来到巴东，发展“道友”，传授“符法”。巴东的党组织利用盛行的神兵组织，采取改造、改编的方法，逐步把神兵主要力量吸纳到红军队伍中来。张华甫、黄大鹏、廖景坤等陆续派人加入巴东、兴山等县的“神兵”中，掌握“神兵”领导权。黄大鹏任五道垭大道会代表，张明良(张华甫胞弟)任甘坪大道会代表，宋文盛任平阳坝大道会代表，谭绍武、谭联科任牛峒红枪会代表和队长。他们在“神兵”中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下层“神兵”的阶级觉悟，在“神兵”中发展党组织，揭露地主豪绅剥削压迫贫苦农民的罪行，宣传抗捐、抗税、抗租，很快在甘家坪、坪阳坝、牛峒高家坡等地，掌握了“神兵”2000余人。巴东的中共党组织改造神兵，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创建史上独特的利用改造农民武装的成功范例。巴东的神兵不是被消灭了，而是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红军和神兵形成了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神兵拥护红军，红军保护神兵”。党组织在苏区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到处可见父送子，妻送夫，兄弟争入伍的动人场景。神兵的斗争锋芒直指军阀、土匪、反动团防和贪官污吏，所过之处，锐不可挡。史学家这样评论神兵：“巴东‘神兵’起义来势之猛烈，号召之强劲，除恶之坚决，活动之广袤，在全国农民自发斗争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4.反对“复验红契”的斗争

1928年初，高安圻(高元藩)任巴东县长。高一到职，就和土豪劣绅团防武装串通一气，以筹措军饷为名，进行所谓“复验红契”，要在全县征收20万银元，引起全县民怨沸腾。中共巴东特别委员会抓住这个时机，在群众和“神兵”中广泛宣传，明确提出“打倒贪官污吏，废除苛捐杂税，建立廉洁政府”等口号，引导群众由自发的斗争转为有组织、有计划的斗争，使群众自觉地坚决地走向夺取政权的道路。

5.武装暴动及鄂西第一个人民政权的建立

1928年的2月9日，黄大鹏征得中共巴东特支的同意，利用与朱先彩结婚时机，密约巴东、兴山、秭归3县部分共产党员，到他家商讨举行武装暴动的问题。决定趁国民党新任县长高安圻上任情况不明之机，发动“神兵”举行暴动。为使暴动万无一失，特支决定党员骨干分工划片负责组织发动工作，张华甫负责牛洞，黄大鹏负责坪阳坝，陈宗培负责麦峰，舒启佑负责火峰，廖景坤和宋一陶负责城关地区。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动准备，中共巴东特别委员会决定3月中旬举行夺取巴东县城的武装暴动，并确定暴动由张华甫、黄大鹏、廖景坤、陈宗培具体策划、统一指挥。3月17日，牛峒、甘家坪、平阳坝、三下湾、舒家槽等地的精悍“神兵”300余人汇集到两河口，由张华甫进行动员，要求服从领导、听从指挥、保守秘密、行动迅速。随后，身佩佛带，手持长矛大刀的“神兵”队伍，浩浩荡荡向县城进发，经东瀼口渡过长江后，住县立小学。此前，张华甫和舒启佑先乘木船从朱家店过江，把事先写好的信派人送交县长高安圻。信中佯称江北“神兵”去后乡传道、打土匪，路过县城，天色已晚，需在县城住宿一夜。高见“神兵”人多势大，说是去后乡打土匪，便满口答应。“神兵”队伍在信陵镇小学驻扎下来后，张华甫、黄大鹏、陈宗培、廖景坤等立即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战斗部署和行动方案。决定兵分三路，半夜同时行动，第一路由张华甫、陈宗培带领攻击县衙，解决政府首脑机关，促其群龙无首；第二路由黄大鹏带领，围攻邮政局，解决通讯联络，切断与外界的联络；第三路由廖景坤带领，肃清城内土豪劣绅，剪除帮凶。时至半夜，万籁俱寂，三路“神兵”悄悄离开信陵小学，分头行动。第一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抹掉哨兵，冲进县衙，直插县大堂后院，将正在打麻将的高安圻、王行之、陈祖庆等人杀死，缴获铜质县印；第二路“神兵”包围邮政局，杀死邮政局长兼警察局副局长黄尚清；第三路杀了团总马哲生。三路“神兵”共处决了高安圻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7人，“神兵”无一伤亡。巴东暴动拉开了巴归兴苏区武装斗争的序幕。第二天清晨，3月18日，暴动队伍上街游行，贴标语，高呼：“打倒贪官污吏！”“革命为穷人！”“中国共产党万岁！”当天，成立了临时巴东县人民委员会，宋一陶代理委员长。3月20日在城关召开群众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巴东县人民委员会。张华甫当选为委员长，宋一陶任副委员长，廖景坤任秘书。人民委员会下设六股一局：司法股长黄亚先、许积善；财政股长黄大鹏、张家正；军事股长陈宗培、谭儒念；宣传股长宋一陶、武道生；建设股长黄中立；教育股长宋蓝田；官渡口盐局局长黄大泮。人民委员会成立后，在政策上宣布保护长江航运和商人正常营业，废除盐税以外的一切苛捐杂税。在军事策略上，广泛联络“神兵”，宣传武装暴动的意义，争取群众和“神兵”拥护新生的人民政权。在生活待遇上，官兵一律平等。当时，从暴动“神兵”中挑选出100多人、长短枪80余支，由许彬芳、朱先模、舒启佑率领驻守县城。巴东武装暴动的胜利，是中共巴东特别委员会领导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胜利，是改造、利用“神兵”的成功战例，她为创建巴归兴苏区的革命武装打下了坚实基础，实现了党中央武装割据的战略意图。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红旗漫卷》一书记载：“1929年1月，湘鄂西前委率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占领鹤峰县城，成立鹤峰苏维埃政府。”通过两件史实比对，巴东县组成苏维埃政府比鹤峰要早10个月。

6.革命根据地的蓬勃发展

为加强对巴、归、兴三县的领导，鄂西特委决定成立巴归兴委员会。1928年冬，在兴山县城南的回水沱召开有巴东、兴山、秭归三县组织负责人和部分党员参加的秘密会议，正式组建中共巴归兴县委。会议选举张华甫为书记、刘子和为组织委员，潘兆麟为宣传委员、张庆炎为工运委员，黄大鹏、白海泉、陈宗培、刘子泉为委员。县委机关设在兴山县城“云集祥”药店。会议确定斗争方针，发动群众抗租抗税，组成红色武装，发展党和群众组织，巴东先后成立麦峰、平阳、牛洞三个区委和若干支部，各个委员还进行了区域的分工。中共巴归兴县委的成立，加强了党对革命斗争的领导，为革命根据地的创立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和政治保证。1929年11月3日，中共巴归兴首任县委书记张华甫在兴山牺牲，廖景坤由特委任命为巴归兴县委书记，党政军机关随迁巴东甘家坪，这一时期，巴东成为巴归兴革命根据地的活动中心。1928年12月至1933年6月，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率部9次进入巴东，5次屯兵金果坪，以金果坪为根据地，在巴东、建始、鹤峰三县交界区域，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革命风暴风起云涌，此时，巴东南、北呼应，成犄角之势。先后建立区苏维埃政权6个（牛峒、麦峰、平阳、火峰、石门台、金果坪）。乡苏维埃政权32个，红军发展到千余人，先后开展3次反“围剿”斗争，有5000余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在册革命烈士457人（其中女性12人），红军失散人员195人（其中女性3人）。苏区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60%，苏区人口14万，为全县总人口的70%。巴东成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

（二）抗日战争时期的巴东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湖北省政府西迁恩施，巴东成为陪都重庆的前哨阵地和东大门，特别是重要战略物资都要从水上途经巴东运送至重庆。巴东人民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挽救民族危亡运动。

史料统计数据表明，抗日战争时期，全县有18784名青年参军抗日，有17646名壮丁、322名忠烈将士、172名知青从军、27名志愿兵、830104人次的劳工运送物资、修建公路。巴东人民因抗击日本侵略者共死亡3038人，其中1066人死于日军狂轰滥炸，322名巴东籍将士死于日军屠刀之下，1583人死于日军投下的毒气弹、细菌弹，67人死于运送军用物资、国防建筑工地。此外，因日军轰炸造成的伤残人员、传染疾病的摧残、灾民劳工的积劳成疾、农民沉重的赋税和捐款捐物等，都严重摧残着全县人民身心健康。日本军国主义在巴东犯下的滔天罪行，可谓：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巴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坚强的民族精神和革命士气，在弹坑累累、血肉横飞的惨景中怒火填膺，斗志昂扬，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同中国军人一道，同舟共济，终于拒日寇于三斗坪不得前进一步，最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三）解放战争时期的巴东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8月进入长江以北地区，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争夺战，江北农民以极大的热情，支援湖北省军区独一师、第四野战军和宜昌警备区等过往部队的粮秣等物资供给，运送军用物资，抢运伤病员。8月中旬，巴东长江以北得到解放，并建立平阳区爱国民主区政府。下辖平阳和西瀼二乡。1949年11月3日，于巴东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11月3日，湖北省军区独2师11团攻占野三关；11月3日，湖北省军区独2师率4团和8团，攻克军事要塞娃娃寨，取得了解放鄂西南第一次战役的重大胜利；11月3日，独1师1团在绿葱坡将敌124军223师击溃，歼敌700余，获炮3门，轻重机枪20余挺；还是11月3日，驻守江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42军124师9位勇士乘木船，冒着枪林弹雨，胜利渡过长江，攻克巴东县城，至此，巴东县全境宣告解放。

下面，我讲一讲娃娃寨的故事：1949年10月30日，省军区独二师4团、8团从长阳天岩坪出发，经金竹顶、姚坪、响板溪、牛坪、梅家湾、香炉山，向巴东境内的娃娃寨前进。为了攻克这一控扼恩宜大道的天险要地，师部决定以前卫8团为主攻，4团为预备队随师部进攻。娃娃寨海拔1672.8米，盘踞在此山的敌军124军60师，凭借天险构筑防御工事，并在工事两侧的突出部位，配备侧射火力，并以108团绕山设防，以重机枪进行层层封锁，控制止山之路。11月3日下午2时，前卫8团担任正面进攻，从岔二河发起攻击，先头部队在山脚击溃了敌人前沿阵地后，向主峰阵地实施强攻。因细雨蒙蒙，目标不明，我军在登山进攻中连续遭到敌两侧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攻至处于半山的石门坎，师部作战股长谢平、2营副营长阮德相相继牺牲。担任主攻的2营5连也只剩下50余人，只好就地隐蔽。为了观察地形，弄清主峰敌人的部署，师长王定烈、师政委李人林对娃娃寨仔细地进行了观察，作出了新的战斗部署。决定4团一部以当地的田大伦、向忠保、柳福德为向导，在娃娃寨北侧暗攀悬崖绝壁上至山顶，突然向敌军发起攻击。一个多小时后，主峰上的战斗打响了，我军随之发起总攻，敌人顿时乱作一团，溃不成军。经过3小时激战，我军胜利攻克了娃娃寨，取得了解放鄂西南的第一次战役的重大胜利。娃娃寨战斗以后，敌60师等残部连夜仓惶西逃。我4团1营战士乘胜追击，在野花坪附近歼敌两个连。随后，我军在毛胡坡宿营，由于大雾遮天蔽月，能见度极低，有支200多人的敌军，惊慌逃窜，迷失了方向，错把我军宿营地当成他们的师部，纷纷奔来，结果当了解放军的俘虏。次日，独1师独2师在建始县龙潭坪会师，并肩向建始、恩施追击残敌。

三、英雄业绩 长留人间

今天，虽然已听不到战斗的号角和隆隆的炮声，看不见连天的烽火与遍地的尸骸，也感受不到囚牢的阴霾与白色恐怖，但无论时光怎样流逝，时代怎样变迁，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信念，为了祖国的解放与人民的幸福，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在波澜壮阔的岁月里，在艰苦险恶的环境中，在敌人的屠刀与枪口下，身经残酷的折磨，面对死亡的威胁，所表现出来的坚贞不屈、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和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为我们矗立起一座座不朽的丰碑，它将激励着一代代巴东儿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下面逐一介绍几位革命先烈：

段德昌

段德昌（1904-1933），湖南南县人。湘鄂西红军和苏区创建人之一，红六军军长，军事家。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由毛泽东介绍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和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1928年4月，介绍时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5师第1团团长的彭德怀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1日，段德昌在湖北巴东金果坪江家村被害，时年29岁。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为段德昌同志恢复名誉。1952年8月3日，毛泽东亲自为段德昌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书。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前，毛泽东听取彭德怀和总干部副部长徐立清的汇报，当话题转到段德昌时，毛泽东激动得两眼泪花，汇报不得不中断，改日进行。1989年11月江泽民代表中央军委宣布，段德昌为中共33名军事家之一（后增为36名）。段德昌遇害后，苏区人民在他的坟前偷偷地栽下29棵青松。在一个漆黑之夜，红九师政委宋盘铭来到段德昌坟前，默默吟诵着自己含泪写下的诗句：“这里挺立着真理的战士，这里安息着伟大的灵魂……”因段德昌生前在洪湖一带领导过革命斗争，洪湖的渔民在渔船上供着“段德昌在此”的牌位：“生为民死为民为民而死虽死犹生，爱洪湖战洪湖因湖负屈英魂常在。”段德昌牺牲后，湘鄂边各县群众个个悲痛，纷纷立牌位，寄托哀思。金果坪的黄德凯为他送灯（亮）三年，说明军民关系鱼水情深，生死相依。同时也告诉后来的人们，革命的过程何其曲折艰难。黄德凯的父亲叫黄维洋，原是建始人，后来搬到马家的小地方祠堂包居住。段德昌和他的部下曾在黄德凯家中居住，并与黄维洋结下革命的友情，黄德凯当时还只有17岁。1933年5月1日，段德昌在江家老屋被夏曦审讯过后，将段德昌夫妇（夫人刘氏）及两个警卫员捆着押到祠堂包执行死刑，刘氏因身怀有孕（遗腹子段传兴），幸免没有一起殉难。段德昌被杀之后，黄维洋为了报答与段相识之义，不想段的尸骨露于荒野，就在段德昌和他的两个警卫员殉难的地方，挖了个大坑，将他们掩埋。黄维洋对儿子黄德凯说，段德昌师长是为人民大众利益而死的，是蒙冤遇难的，他又是远方人氏，这里无亲无故，从今以后，你就按照我们马家当地的习俗，为他送灯（亮）三年，不枉我与他相识一场。自此以后，不论酷暑，还是严寒，不管是狂风还是暴雨，每当夜幕降临，段德昌的坟前就亮起了灯光……

黄大鹏

黄大鹏（1908-1931），出生于巴东县溪丘湾乡宋家垭村。1926年在湖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设宜昌）读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参加了反对“复验红契”、杀官夺印。县人民委员会成立时，任财政股长。1931年4月，红三军前委决定将红49师改编为红三军教导第二师，贺龙任命黄大鹏为师长。1931年冬，在二淌垭战斗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24岁。

1958年4月9日，贺龙给巴东县人民委员会的信中说：“以黄大彭（鹏）同志为首的一支革命力量，在和敌人斗争中，发挥了高度的英雄主义气概和顽强精神。”并为巴东革命烈士纪念塔题词：“革命烈士们的业绩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

段德昌、黄大鹏在湘鄂西的革命斗争中，具有显赫的位置。湘鄂西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末尾这样写道：“在几次伟大的革命战争中，湘鄂西人民有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英勇的牺牲了，其中如周逸群、鲁易、柳光明、万涛、彭之玉、崔琪、刘绍南、彭国才、段德昌、段玉林、黄大鹏等先烈人物。

为纪念湘鄂西人民的伟大功绩和悼念英勇牺牲的烈士，以此立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

新中国成立后，以国务院名义为地方烈士纪念碑撰写碑文，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张华甫（1900---1929）

张华甫又名张明荣，出生于巴东县溪丘湾乡锣圈岩。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沔阳县委书记。领导和参加了反对“复验红契”、杀官夺印。1928年12月，组建中共巴归兴县委会时，张华甫任县委书记。1929年9月，张华甫被国民党反动派捉拿。1929年11月3日牺牲于兴山县城西门外，时年30岁。在临刑前，张华甫面对反动派慷慨陈词：“唯死而已!不过共产党员甚多，你杀不干净。终有一日，有人来杀你们这些狗头。”赴刑场时，唱《国际歌》，高呼“共产党是杀不尽的”等口号。

廖景坤（1902-1930）

廖景坤，巴东县东瀼口镇上构坪村人。湖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善书法，且双手皆能挥毫，众称一绝。武装暴动成功后任秘书。张华甫在兴山牺牲后，廖景坤由特委任命为中共巴归兴县委书记（第二任）。在廖景坤的领导下，党政军机关由兴山回水沱迁至甘家坪。后来，廖景坤在龙会观附近开会时被国民党捉住并被押送至兴山县城。敌人点着牢中20多个人的名字，要他说出谁是共产党员，廖景坤慷慨激昂地说：“巴东共产党员只廖（指自己）、陈（宗培）二君！”敌人又以官禄劝降，逼他写“反共声明”，廖景坤仅书“共反”二字，掷纸于敌。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廖景坤坚定地说：“共产党的头可杀，血可流，志不可移！”临刑前，廖景坤看见“枪决共匪廖景坤一名”的标子，当即提出抗议，迫使敌人将“共匪”改为“共党”。临刑时高呼口号，壮烈牺牲，时年29岁。遗骸由亲友收殓，葬于秋风亭后。1958年，迁葬于县城烈士陵园。

宋宏墀（1896-1930）

宋宏墀出生于巴东东瀼口镇下构坪。原为窑罐厂技术工人，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7月，县农协会成立时，宋被选为副主席。1930年5月，巴归兴县革命委员会（后称苏维埃）成立，宋当选为主席。1930年10月，宋宏墀被敌人围捕并押到县城进行严刑逼供。敌人将宋宏墀四肢钉于木桩上，先控出双眼，再从面部开刀，边割皮割肉，边抹食盐，残酷折磨，逼其招供，宋坚贞不屈，不吐一言。牺牲年仅35岁，遗体由亲友收殓，葬于下构坪。1958年，巴东县人民委员会将宋之遗骸迁葬于巴东烈士陵园。

黄亚先

黄亚先（1902—1928），名中和，沿渡河镇马饮水村人。黄“长文学，善演说”，其文笔流畅，思想开阔，曾任任县立第一小学校长和巴东报主笔等职，人民委员会成立时任司法股长。 黄亚先兄弟七人，有5人为革命捐躯！黄亚先被捉后，被押解至沿渡河，受尽酷刑，不屈不挠。临刑前，对手持大刀双手颤抖的刽子手说：“莫抖，手脚放利索点！20年后我又是一条汉子，那时我再来收拾你们这帮害人虫。”言毕，坦然引颈受刑，壮烈牺牲，年仅27岁。

四、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踏着先烈的足迹前进

巴东是革命老区，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可以说，巴东的每一寸土地，都有过不寻常的经历，这里的每一处革命遗址、遗迹，都有动人心弦的故事。我们回顾历史，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教育人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凝聚强大动力，推动巴东经济社会跨越发展。

湖北省老促会将巴东回报老区的做法誉为“金果坪模式——思源回报工程”，并要求全省各地学习“金果坪模式”，广泛深入开展“思源回报工程”建设。时下，“思源回报工程”已经成为全国革命老区精准扶贫的典型。

2017年8月3日至4日，中共巴东县委书记单艳平、县长郭玲等县领导带领22个县直单位负责人，在金果坪乡召开现场办公，研究解决老区发展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单书记要求，迅速制定“思源回报工程”“五年计划”，5年不得低于10亿元，2017年不得低于1亿元；与会各单位对金果坪乡的投入要“破零”。这些举措，体现了中共巴东县委、县人民政府对革命老区、革命先烈的缅怀与敬仰，是对死难烈士的安慰，对革命后代的体恤。

习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路，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他最近说：“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作出牺牲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